1987 年 7 月 15 日，台灣解嚴。
在那之前，組工會要看人臉色，上街頭要先申請，話不能隨便講。解嚴之後，這些自由，法律上還給人民了。
三十九年過去。我們有了投票、有了政黨輪替、有了自由的媒體。
但如果你走進辦公室、走進工廠、走進醫院的護理站，問一句：
「你敢跟老闆討加班費嗎？」
大部分人其實都知道自己有這個權利。話到嘴邊，卻常被一句「大家共體時艱」擋了回去。
勞動基準法，從來就只是保護勞工的「最低標準」。即使如此，光是通報在案的勞資爭議，勞動部統計每年仍有約 2.5 萬件；還有更多人，連申訴都不敢——他們怕的不是輸掉這場爭議，是連工作、連生活都保不住。
有人問，你們是不是反老闆的？
不是。我們反對的只有一件事：不守規矩。
欠薪水的、高薪低報的、用「責任制」凹你免費加班的、資遣了卻要你自己簽「自願離職」的——這些人不分產業、不分規模、不分藍綠，都一樣不對。
而那些願意把薪水寫清楚、加班費算明白、把員工當人看的老闆，我們要幫他們被看見，讓好人才主動找上門。
勞資之間，天生就不對等。公司知道確切的數字、知道怎麼處理最安全、清楚自己的法律風險；而一個勞工，獨自一人面對一個主管，通常什麼都要自己扛。
我們不改變競爭的結果，我們只補平起跑的那條線——把原本只有公司知道的具體數字、雇主底細、安全的求助管道，公開讓所有人都拿得到。不用再一個人硬扛。
台灣人花了幾十年，才讓「權力來自人民、權力必須受監督」成為共識——但我們談的一直是政府的權力。
那麼，一個人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活在公司裡，那裡的權力，誰在監督？
國家解嚴了。職場，還沒有。
1996 年，勞工分走台灣 GDP 的一半以上。2021 年，只剩 43%，歷史新低。
GDP 年年成長、股市屢創新高，而你的薪水停在原地——這不是你不夠努力，是分配出了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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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槌是判決的聲音，是「這件事，到此為止」的宣告。
但法槌從來不該只握在少數人手上。
所以我們把它交還給該拿的人——你。